在离开中国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有幸和基督教结缘，碰巧那时从一位智者口中得知了一句政治不正确的真知灼见，“中国基督教会的最大财富是其中的适龄未婚女性”——如果让女权主义者听见了，他难免会被贴上“物化女性”的标签。然而在后面的几年中，这句话却时常被我想起。因为宗教信仰和生活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累加，教会里的姑娘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暂时还没有学会用马基雅维利的方式去对待朋友和家人，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后来在日本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教会之外的姑娘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中国的女权素质比日本高”，然而就在几分钟前她还在批判铁链女；教会之外的姑娘会说，习近平同志的扶贫工作进行到了攻坚阶段，但已经取得了西方社会难以企及的伟大进展（好吧，这句话是我编的，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反驳某篇日本论文中引用秦晖提到的“低人权优势”；教会里的姑娘会关心你身体好不好，最近心情好不好，而且唱歌很好听。当然，“贤妻良母”的标签也给基督教会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带着类似的目的去接近上帝的人，希望的能到类似刘晓波式的赦免。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倒着建立起来的敌基督教会，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那位智者的评论用在这里，但只有沦陷区生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鼎革之前，《东方红》的原型之一《白马调》唱出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心声：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
有好事者整理过中共早期将领及政治人物的结婚与再婚时间，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一人一个女学生”并不是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人一个女学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伟大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母亲齐心同志，她在18岁的时候（1944年）嫁给了当时31岁的习仲勋。因此，如果时间倒退100年，作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道分子，相对于上海的鸽子楼，延安的确是创业的一片蓝海——在这方面，革命从来都是不是男性的专利，蓝萍同志的选择英明而正确。
假如我真的活在20世纪，那么按照惯性，我会像现在仇恨习近平的中国一样仇恨蒋介石的中国，像（曾经）热爱赵紫阳的中国一样热爱毛泽东的中国，那么我恐怕会成为当时奔向革命（女人）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在下一轮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反动派，然后惨遭活埋了。
当然，鉴于中国式列宁主义者的本性，可以将女学生当作资源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建政后，虽然党国试图对社会上的一半人口进行巴普洛夫式的改造，甚至还产生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迷因，但造成的结果恐怕不仅是“七姐妹结伴喝农药”那么愉快，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引发的链式反应直到今天仍未结束——通常是越往北越严重，症状为生育率与维度负相关。
对此，先知先觉的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基辛格时发出了以下这段令奇爱博士自惭形愧的言论：
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
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
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
且不论《辐射》系列的编剧有没有从毛泽东那边得到构建某个避难所的灵感，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将作为正资产的女人变成作为负资产的女人，印证了《马太福音》上的话：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