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快要接近一个人生的选择的时刻了，当然这个和影视作品里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应该不会有机会让我和安迪·杜佛兰一样在一个暴雨的夜晚，从下水管道里面爬出来，然后模仿威廉·华莱士大喊自由。通常来说，人生的选择和皇帝的谥号类似，都是事后追认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二分法就是把自己能记得住的回忆片段都倒出来，然后看看哪些选择是软弱的（我怂了），哪些选择是勇敢的（你硬了），然后做一个加减法运算，你就大概能得到自己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坐标。前提是，我们要对自己足够诚实；一个好的借口是，软弱与勇敢在进化论中都是中性的词汇。
经过了数十年的观察、分析和等待后，有几件事基本可以确定（以下的观点与以雷·达利奥为代表的西方精英完全不同）：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各种从来都没有得到解决的老问题堆积的产物，这些老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汉（雷海宗所谓民与兵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明清（吴思所谓官家社会），或者干脆用阿姨的粗暴分类，中国目前依然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因此，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法治问题本质上与巨大多数现存的民族国家都是不同的，后者的情况是在边界已然划清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则是在边界尚未划清的情况下（上海工部局是上次失败的尝试），处理事实上的“敌我矛盾”。
如果奇迹不发生的话，那么在下一轮的人口重启后，这些老问题依然不会得到解决。广大沦陷区的搭车客还是会运用中华传统智慧撰写好死不如赖活的真理，可能用是阿拉伯语或者朝鲜语，取决于下一个满大人是来自巴格达还是长白山。就算奇迹真的发生，我多半也看不到“民主中国”降临的那一天。
我一直对王阳明的那套理论没有什么好感，对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就只剩下纯粹的恶意了。任何试图挽救现在这个旧中国的尝试，无异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晚期的飞蛾扑火；而试图在这个废墟上建立新中国的尝试，则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吾当效安·兰德/陶公之法，逢山开道，以避乱世。制度、宗教、语言，皆非障碍。然应时代潮流，举法人之体，通达武功，行罗慕路斯之权力。以保存自身为短期最低纲领，以立民主之共同体为长期最高纲领。承马萨里克之志，兴自由军团之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