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的当然是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因为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这类工作可以交给AI去完成）。比较有趣的是，我几年前听到刘仲敬评论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在于，“信仰带来财富，财富带来腐败，腐败带来信仰”——因为我对韦伯还是比较熟悉的，我当时确定韦伯本人应该没有说过这句话，或者下类似的结论，但我不确定《新教伦理》里面有没有写类似的句子，后来查证后发现还真的写了，但确实不是韦伯自己的话，而是他引用了约翰·卫斯理的论述，大意是，“信仰集聚的地方财富就会自然增多，我们要求基督徒勤俭节约，其实就是在要求他们积累财富，但如此一来，财富的增加又会反过来削弱信仰”。可见卫斯理或者韦伯并没有真的进入刘仲敬所说的最后一个阶段，即“腐败带来信仰”。不过，假如我们参考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就知道这种把斯宾格勒的结论套在宗教社会学里的做法并非产生了更多的错误。圣保罗说过，“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此我们不能指着一个犯罪率极高的大城市就说它是当代的索多玛，然后幻想乡下的纯洁生活——真相可能是反过来的。我指的不是齐克果那种个人主义式的觉醒，而是那种在城市里无论是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又或者是新兴宗教的面目兴起的社区组织。
好了，掉书袋的环节结束。我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段落和刘仲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99%的读者都会直接忽略这一段，因为这个是在书的前半部分，是韦伯提出问题的时候作为问题的背景介绍放进来的，和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都不是很大。我当然没办法把原文背下来，但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企业家试图采用计件工资制度去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但这样做的人在很多地方都吃了瘪，他们的想法是，工人做的越多拿的工资就越高，所以倾向于去尽量多做工。他们对比的是传统的计时工资制度，这个是按时间支付工资（这里打断一下，我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貌似也谈了两种计费制度的区别）。但事实上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工人会计算自己最多能完成多少件工作（我记得韦伯也没说明白，不过人都有精神和物理的极限，可以理解），然后他们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去到达这个数字，然后就不工作了，把剩下的时间用来休息或者娱乐”。
我们这里不会去评价韦伯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之所以我会对这段话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在第一次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我就是在从事一个领计件工资的工作，准确来讲是给中国的几个电竞媒体写稿，算是做报道。不过，考虑到电竞比赛的数量有限，再加上我的精力也有限，慢慢地，我的工作性质就变成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糊弄出来四篇文章发给四个媒体，这四篇文章很可能在描述同一场比赛，我还要写的有区别，不能让人看出来我是在搞一稿多投”。每篇文章的字数在两千以下，报酬在150元人民币以下，我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压缩自己的工作时间，如果能在3个小时内完成的话，绝对不会拖到第四个小时。因此，我那个时候很讨厌一个BO3打到第三局，如果总决赛打到BO5的最后一把，那简直就是我的噩梦。世界上有很多“不要把爱好变成工作”的陈词滥调，很可能都是来自和我类似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同意韦伯的看法。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上一份工作永久性地被AI取代后，再加上我又读了几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也转变了。如果我不退学，真的走上学术道路的话，可能我不会真的去写这个主题，但应该最终会采取类似的微观的视角。这个段落也是一个会被绝大多数读者忽略的段落，是来自附录里面的《宗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举了一堆例子说明，如果你是一个被某个教派接受的体面人，那么你跑到其他地方，就算那边没有你之前待的那个教派的教会，你也会被其他的教会认为是一个有契约精神的绅士——因此，你不会做假账，你不会欺骗顾客搞两套价格，也不会有人跟你还价。 再一次，我对韦伯想表达的核心内容没有任何兴趣，我的兴趣停留在“双重价格”和“还价”这两个动作上。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已经被人啃烂的主题叫“麦当劳化”，我的老师还在课堂上说，日本的黑社会去居酒屋收保护费，但没有人傻到去麦当劳里面收保护费——他也没有抓住重点，重点是，麦当劳的不会提供双重价格（请忽略优惠券），也没有顾客会去麦当劳里还价。
之所以注意到这件事，是和我出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地省份的背景有关。我的父母辈还遵循着“货比三家”的铁律，以及让我耳濡目染地学会了一些和小商小贩还价的技巧，但这些招数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里面都完全没用——哈哈，因为哪一家麦当劳里卖的东西都一样，而且价格也都一样——我甚至后来发现上海的巨无霸和东京的巨无霸价格也差不多。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都有属于自己的“麦当劳时刻”，我们可以去讨论跨国企业的发展史（特别是定价和标准化的历史），但更有趣的是他们训练消费者的过程。既然我已经不在学院之内了，未来可以更加自由地谈谈这个话题。
